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科尔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要的启蒙者之一，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吴敬琏看来是“步入改革之门的中国经济学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摘录自中国改革再建言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GDP的构成中，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分工时，必须清醒、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
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我们不需要空洞的口号，例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来遏制市场的种种放纵”“官僚干预滚到一边去——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之类。我们应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冷静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的规模与限度。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科尔奈：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经济增长率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高低之间，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是前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当时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我只能谈谈我在几个问题上的认识。
第一，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一些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欧美银行处境不易甚至艰难，而中国的银行看上去十分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井然有序。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贷款结构，尤其是不良贷款的处理，中国专家应当加强分析。
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该书总结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前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第三，我看到的数字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越是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就会越小。目前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中国现在有没有为调整这一战略做准备呢？
第五，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列出的这些问题、忧虑与任务远没有涵盖全部。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找到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些难题。
《财经》：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改革的成本在上升。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东欧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科尔奈：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但它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在任何一年里，都有一些国家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些国家则问题丛生，但所有的国家总是时起时落，成功与失败并不持久。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长期来看，民粹主义的做法得不偿失。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不负责任的承诺，却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
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这种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更大的空间。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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